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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经不仅仅是兵卒对将领的服从和信赖，而更像是一种常人对于神明的仰望。
在国内战争基本平定时，梁高祖解散了关中的府兵。
并从府兵中精挑细选了三万人，组成皇宫的禁军，负责护卫整个皇宫的安全。又将渭水以北白渠旁边的丰腴田地分给他们，号为“元从禁军”。
历朝历代禁军的挑选都是最为严格的，基本上都是身世清白的良家子或是战死的将士遗孤。
梁太祖的行为倒是也没什么大问题，关中的这些府兵基本上都在梁朝征战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能力和忠诚度都是拉满的，让他们来做禁军护卫皇宫，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梁高祖唯一没想到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更忠于皇帝呢，还是更忠于秦王？
按照史料记载，早在两年前，也就是武德七年，秦王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些禁军的拉拢。
但这种拉拢的效果，其实并不确定。
他不可能明着问这些禁军：本王要造反了，你们是支持本王还是支持皇帝？更不可能透露具体的细节。
金银财宝送出去了，话也带到了，但这些禁军到底能帮他到什么程度，这就只能到事发当天才能知道了。
而在禁军之中，秦王也重点发展了自己的人手。
皇城中有十四卫，这其中，秦王是十二卫大将军，也就是名义上率领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侯、左右屯、左右领等十二卫。
但问题在于，这十二卫虽然名义上听命于秦王，但秦王却不能指望着靠他们发动政变。因为这十二卫中，还是有许多人更听命于皇帝的。
政变时，能够仰赖的只有绝对忠诚的私兵，也就是那八百人。
至于这十二卫，很有可能出现政变当天指挥不动的情况。
而且，十二卫的人也很难收买，因为他们是要轮值的，秦王自己也并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开始政变。而全都收买的话，目标太多，也十分容易走漏风声。
所以，秦王将目标瞄准了自己名义上没有控制的两卫，也就是左右监门卫。
左监门卫负责进，而右监门卫负责出。在出入时，要核对门藉，出入皇宫有无许可、进皇宫要做什么，都需要仔细核查，否则是不能放人的。
尤其是常何所在的“健儿长上”，一直是负责守卫玄武门的。
所以，收买常何是玄武门能够成功的最关键节点。
秦王之所以选择玄武门发动政变，是因为除了一些极重大的庆典节日，皇宫的南门都是不开的。想要进入皇宫，都要走北方的玄武门。
那么既然常何如此重要，太子就没想过收买他吗？
当然想过，而且名义上，常何还是太子亲信，深受信赖。
所以，太子也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有常何这个定海神针在玄武门，如果真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向自己通风报信，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可实际上，常何早在武德二年起就随秦王出征，武德七年的时候领军玄武门、收买禁军，一直都是只听从于秦王的双面间谍。
于是，秦王实际上已经在常何，以及禁军这两个地方完胜了太子，而太子对此还一无所知。
这一夜，秦王府灯火通明。
虽然事先已经做过布置，但要在一夜之间将支持自己的人全都聚集起来、制定一个完善周密的计划，并且保证任何人都不泄密，这还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事情。
在之前的斗争中，太子和齐王也没闲着。
他们诬告尉迟敬德和秦王手下的一众将领虽然没有成功，被秦王给捞了出来，但他们也在不断地进谗言，让梁高祖拆解秦王府的配置。
例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都已经被梁高祖调离了秦王府。
执行玄武门之变需要一个完整周密的计划，要考虑各方面的动向和情况，这是谋反，并非儿戏，任何环节出了问题，这些人恐怕都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所以，秦王事先已经让尉迟敬德去将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人请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第一次不同意，说，陛下敕书的旨意让我们不能再侍奉秦王，我们不能接受大王的教，否则肯定会获罪而死。
于是秦王大怒，让尉迟敬德拿着他的佩刀前去。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穿上道士的衣服进入秦王府。
这些人开始在秦王府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明天的行动。
而反观太子和齐王那边，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景。
整个太子府实际上已经被秦王渗透的如同筛子，例如东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就已经被秦王收买。之前太子和齐王想要在昆明池暗杀秦王，就是他来通风报信，秦王有所警觉的同时，也抓紧开始谋划。
而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晚，太子和齐王仍然没有任何警觉。
他们从自己信任的渠道获知消息，认为秦王明天也不会带兵进城，于是没有太多防备。
甚至张婕妤还匆忙来到东宫，又喊来齐王，告诉太子和齐王今天秦王在梁高祖面前告了他们的状，让他们明天一定要装病不要进宫，整顿军队以防不测。
但太子和齐王并不相信。
从事后来看，太子和齐王失去了一次最为珍贵的改变历史的机会，但综合当时的情况分析，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很合理。
因为张婕妤只是猜测，而没有任何说服力强的证据。
更何况太子和齐王又不是只有张婕妤这一个信息渠道，他们还有很多其他渠道得到消息。
而他们从这些渠道得到的消息让他们认为秦王不敢在皇宫中动手，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个偶然，而是双方情报系统和人心向背的巨大差距。
一面是秦王府的无数光点如繁星闪耀，一面是太子府的漆黑一团，双方的胜负其实在这一刻就已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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