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爷饶命！军爷饶命！”
“我等都是为义军做事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被按住的几人吓得屎尿齐流，拼命求饶。
张锋径直走到几人面前，抬脚踩在其中一人的胸口，语气冰冷：
“说！谁指使你们煽动百姓的？！”
“没……没人指使啊军爷！”
那人哭喊着，
“小的……小的就是看别人抢东西眼红……想跟着捞点好处。”
“我看赵家日子过得不错，就……就想着鼓动大家把他家给分了……真没人指使啊军爷！”
“求您饶我一命！”
其他几个被抓的家伙也纷纷磕头如捣蒜，供词大同小异：
要么是游手好闲想趁乱发财的，要么是以前被真豪强欺负过、如今心理扭曲见不得别人好的苦主；
还有的纯粹是为了发泄戾气、享受操控他人的疯子。
审问一圈下来，还真没找到他们背后有人指示的证据。
张锋看着眼前这几个吓得魂飞魄散、涕泪横流的怂包，又看了看被砸得一片狼藉的赵家院落，以及抱在一起瑟瑟发抖、满脸泪痕的赵彬一家，心中五味杂陈。
他挥了挥手：
“把这为首伤人的，煽风点火的都捆起来带走！按军法处置！”
“其余人等，驱散回家！”
“赵家损失，稍后登记报备”
类似的一幕，在川中各地上演。
潼川州，邵勇的巡逻队及时赶到，从一群暴民手里救下了几个被剥得只剩中衣、眼看就要被扒光羞辱的年轻生员。
这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仅仅因为一身长衫，就被视为学蠹，险些遭受灭顶之灾。
顺庆府，几名在衙门里负责抄写文书、地位卑微的小吏，也因为一身皂吏的打扮，被暴民团团围住，硬生生扣上了“官府走狗”的帽子。
好在巡逻队的及时出现，才避免了又一场悲剧。
随着江瀚的强力干预，大量巡逻队开赴各地强力弹压，川中这场因“除五蠹”而起、却险些演变成暴乱的起事活动，终于被强行遏制了下去。
川中各地的暴乱虽然渐渐平息，但一份份触目惊心的报告，却让江瀚不得不开始深入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况？
原本被欺压的良善百姓，突然有了丁点权利后，怎么转头又开始欺压起了他人？
思索良久后，江瀚才慢慢得出结论。
首先便是因为仇恨的惯性。
长期被压迫的怒火一旦点燃，就像决堤的洪水，很难强行控制。
当“豪强、官绅、学蠹”这些标签被无限扩大化，所有与之沾边的人，都可能成为泄愤的目标。
仇恨蒙蔽了双眼，同时也模糊了是非的边界。
再加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天然带有巨大的物质诱惑。
当一些人发现，打着“正义”的名号，可以名正言顺地抢夺他人的财产，甚至轻易决断他人生死时，内心的贪婪和恶念便被无限放大。
很快便会从反抗压迫，迅速堕落为追求不劳而获的暴利和发泄原始欲望的快感。
底层百姓大多目不识丁，在起事狂热的气氛中，他们极易被煽动，盲目跟从。
一句“他家请过佃户就是剥削”，一句“穿长衫的就是学蠹”，就能轻易点燃群体性的暴力。
最后一点，则是秩序的真空和引导的缺失。
在江瀚主力被朝廷牵扯时，川中腹地的人手便少了，无法有效维持秩序、引导起事运动的走向。
没有约束和引导，这种自发的行为，很容易演变成混乱，破坏。
这一事件同时也提醒了江瀚。
起事必须谨慎，提前做好准备，否则很容易伤人伤己。
像是一些老实本分的人家，普通的学子，这些都是江瀚需要团结的对象。
决不能因为一些暴行，就让他们对义军产生误解，甚至生出抵触情绪。
念及于此，江瀚特意喊来赵胜，特地拟了个章程出来
今后凡是他麾下的部队，如果要发动百姓起事，必须加以遵守。
核心原则只有一点，起事必须有主心骨，行动必须统一，决不能放任自流。
在计划发动起事的地区，需要提前派遣足够数量的掌令和基层军官，秘密建立农会或类似组织。
组织需要摸清当地情况，甄别良善之家、物色和培养可靠的本地骨干。
每次起事发动前，必须由负责的将领和掌令指挥。
对于那些名声较好、乐善好施的中小地主以及品行端正的寒门学子，都需要将其列入保护范围。
除了提前通知其闭门自守，必要时还要派人保护其家宅安全。
对于没收的财产，大部分用于赈济当地贫苦百姓或充作军资，严禁哄抢，严禁私分，更严禁百姓私自强取豪夺。
起事行动必须有成建制的义军部队作为核心武力和秩序维护者，全程参与、主导关键战斗和清算行动。
这是为了避免百姓们赤手空拳面对可能存在的武装镇压，同时也是防止百姓武装自行其是。
而起事成功后，附近的主力部队必须立刻赶到，接管战后秩序重建工作。
派出多支精干巡逻队，配备明显标识，在行动区域不间断巡视，并赋予其现场处置权。
对违反纪律、冲击良善、煽动暴乱者，可当场制止、抓捕甚至格杀。
巡逻队需配备号角或响箭，遇大规模失控可快速召唤附近主力镇压。
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但也绝不是滥杀一通。
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赢得百姓、士绅、学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