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
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
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
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
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极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r1152
show_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