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披着棉袄走出轧花房，走过街道再跨进自家门楼，厦屋的门锁已经启开，厦屋的山墙上挖开一个窟窿，白土粉刷的墙壁上用镢头尖刺刻下一行字：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白嘉轩问仙草：“这镢头怎么在这里”
仙草说：“我不知道。
大概是啥时候忘在柜下边了，那是个无用的废物嘛”
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
全当她死了。”
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
甭再问了。”
直到公元一九五○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把一块“革命烈士”
的黄地红字的铜牌钉到他家的门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喃喃地说：“真个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
白嘉轩丝毫也不怀疑孝文惊慌失措从外边传到轧花机房里来的消息的真实性。
每天从川原上下背着棉花包前来轧花的人，也带来了四面八方各个村庄的动静，白嘉轩充分预感到了愈逼愈近的混乱，同时也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乱不乱。
他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他踩踏着轧花机，汗水淋漓，热气蒸腾，愈加自信愈加心底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