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第三厅命令！所有《良言》杂志及其增刊，一律上缴！违者严惩！”
在莫斯科大学，一个学生试图争辩：“这是文学杂志！你们不能……”
警察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杂志：“什么文学杂志！这是违禁出版物！你，跟我们走一趟！”
学生被拖走了。其他学生低着头，敢怒不敢言。
而类似的场景在俄国各大城市不断上演，警察根据邮局提供的订阅名单，一个挨一个上门收缴。
不到三天，流入俄国的大约一千两百本《良言》杂志，就被收缴了一千本。
只有那些书摊、书店里零售出去的没有被收走，但也大多流入了地下，在黑市上价格翻了一百倍。
《莫斯科新闻》——一家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简短声明：
【据悉，近期有境外非法出版物借文学杂志之名流入我国，内容低俗反动，严重违背道德与帝国的精神。
有关部门已依法收缴。请广大民众自觉抵制，勿传勿藏。】
没有提《1984》的名字，没有提莱昂纳尔·索雷尔，甚至没有提《良言》杂志。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但在地下，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这本小说被疯狂传阅、讨论、手抄。
“听说了吗？莱昂纳尔·索雷尔的新小说英国的女王写成了‘老大姐’，说整个帝国都在她的监视之下……”
“真的？英国杂志自己登的？”
“千真万确！我有个朋友在柏林，他寄了一本过来，现在在悄悄传阅。你要看吗？只能看一晚，明天就得传给下一个人。”
“要！当然要！”
……
而在莫斯科萨多瓦亚-库德林斯卡娅街的一间屋子里，契诃夫抚摸着手里的《1984》，低声说：
“理查德·埃弗拉德？也是索雷尔先生的追随者吗？他实在太勇敢了！
可索雷尔先生不是教导过我，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吗？”
契诃夫对这位主编感到由衷地敬佩，但也产生了淡淡的危机感和嫉妒心——
在英国，居然有人比他还激进地维护着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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