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悠完何雨柱，在何雨柱的心中再次打了一根钉子之后，曹志强照例来到红光出版社的办公大楼，跟大家一起开下午会。
所谓下午会，还是由每日早会发展而来，而那个每日早会，则是由陈家邦引进过来的。
在陈家邦过来当副社长之前，红光出版社是没有每天开例会的习惯的，因为曹志强本身就不喜欢天天开会，也不觉得天天开会有啥用，都是想起来就召集人开会，想不起来就随意。
但是陈家邦极其从红光机械厂带来的那批内政人员一到，风气为之一变。
简单来说，就是陈家邦来当副社长后，就对出版社闲散的作风表示不满，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治理，搞了个简单而又严格的上班纪律守则。
比如迟到早退要受罚，比如安排严格的值日表，以及安排每日开早会等等。
这些东西都不是曹志强教的，也不是李厂长教的，都是陈家邦自我总结出来的，也是陈家邦一直想要实现的管理方法。
陈家邦认为，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有工作效率。
如果不指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且制定了制度不严格执行，早晚会变成一盘散沙，变成吃闲饭者的乐园，就好像现在的红光机械厂一样。
过去的陈家邦只是个秘书，自己说了不算，加上机械厂积习已久，难以改变，导致他内心那些新的管理方法都没法实施，心中一直有一种无法施展抱负的遗憾。
来到红光出版社之后就不同了。
虽然红光出版社只是个小庙，但庙小才好施展啊。
庙小人少，加上大部分人都是合同工，不是在人事局或者劳动局挂档桉的正式工，所以管理起来就方便了多。
别的不说，就说那个辞退最终技吧，他陈家邦在出版社除了极个别的人外，都可以随便开人。
有这种可以随时开除人的权力，加上出版社给的薪水远比外界高，胡萝卜加大棒，大家当然就听话。
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大家都叫苦连天，因为陈家邦是玩真的，而且有人犯错之后，不光搞什么罚站、扫厕所等体罚，还要罚款。
体罚啥的大家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罚款是真不能忍。
所以他们就找到曹志强告状。
曹志强自己呢，从心底里也是抵触这个制度的，但那是在这个制度能限制到他的情况下。
问题是，陈家邦的这个管理制度只对下不对上，对副社长以上的级别是不构成限制的。
比如曹志强经常迟到早退，甚至经常不来，那都没关系，因为这是领导日理万机的表现。
明白这个制度拿自己没辙，却真的能有效带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改掉懒散习性后，曹志强的嘴脸就变了。
比如面对来告状的沉振华这种自己人，曹志强都是苦口婆心的说，自己也没办法，毕竟陈家邦是上面派来的人，而出版社是红光机械厂的下属单位，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
理论上这也说得过去，下属单位怎么可能对抗上面派来的人呢。
毕竟当初曹志强跟李厂长写的那个承包合同，只有他们几个当事人知道，对外是不公布的，属于秘密文件。
陈家邦知不知道那个承包合同的详细内容，曹志强不知道，反正沉振华跟余德利这些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为何张前进那么乐意给曹志强当司机？
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张前进受不了新规矩的约束。
相反，给曹志强当专属司机呢，由于曹志强本人就闲散的很，所以给曹志强开车当司机，其实是很轻松的活儿。
不光活儿轻松，权力还重，毕竟是一把手的司机啊。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张前进的职位羡慕死人。
可惜，目前单位里会开车的就张前进一个，大家羡慕也没用。
安抚住下面的人后，曹志强又跟陈家邦商量了下，觉得人少的时候，制度指定的过于严格其实不利于大家的工作，最好是精简一些。
比如那个每天开早会，曹志强就觉得有些过了。
开会是重要，便于领导及时掌握下面的运行情况，但开会过于频繁，就会变成形式主义。
而且早上说真的，并不是开会最合适的时候，相反，曹志强觉得下午开会更合适。
最终，就改成一周开三次会，也就是每逢一三五的下午四点，正式开下午例会。
其他时间么，一般情况下就不开会，除非领导有特殊事情宣布，召开临时会议。
当然，就算是这种每周三次的例会，也是严格对内对下，对曹志强这个社长的约束力很低，要不要来开会，都看曹志强个人的安排。
一般来说，如果曹志强能到，那就由曹志强这个社长主持例会。
要是曹志强因故不能到，那就由副社长陈家邦来主持例会。
如果连陈家邦也因故不能主持，那就以此类推，由主编余德利主持例会。
要是这三人同时缺席，那例会就暂时不举行。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是星期三，正是开例会的时候。
曹志强本来是可以不参加的，但他今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加上也想了解一下杂志社的筹备情况跟首发单曲的上市情况，于是就决定出席例会。
一看到曹志强这个一把手来开会了，大家都打起了精神，毕竟这可是难得露脸的机会。
会议开始后，曹志强先是一言不发，就听陈家邦组织会议。
按照惯例，都是各个科室主管人员报告工作情况。
红光出版社，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猫两三只的时候了。
经过红光机械厂的一轮塞人作业，如今红光出版社已经是个正经人数过五十人的中型单位了。
目前，除了社长办公室、副社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主编办公室这四个传统办公室外，还增设了内政科、保卫科、财务科这三个科，从而形成了四办三科的局面。…
四个办公室就不提了，三个科的职能也各有不同。
保卫科明显就是负责保卫工作的。
财务科是负责会计出纳等财务方面工作的。
内政科则复杂了点，是负责包括职工的住宿、食堂、办公用品，发福利，发工资等等一系列后勤事宜。
就人数来讲，三个科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四个办公室的人，尤其是保卫科，人数最多。
很明显，李厂长这是故意的，是故意把一些人调过来，从而好减轻机械厂的工资压力。
因为调过来的这批人，薪水都要由出版社负责，而不用红光机械厂负责了。
要不是出版社目前的盘子实在太小，放太多人实在不像话的话，李厂长当初都能派一百人过来，而不是只派了五十个人。
由此可见，红光机械厂现在的情况是真的不容乐观。
也是，其实现如今的京城，二环外三环里的那些工厂，大都日子不好过。
比如何雨柱工作的单位，也就是东直门外的那个红星轧钢厂吧，目前就已经被首钢吞并了，成了首钢的下属单位。
据说，红星轧钢的生产部门已经开始整个搬迁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三产部门，也正因为这样，何雨柱这个食堂主任才清闲了下来，因为人少了一大截啊。
红星轧钢厂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让红光机械厂兔死狐悲。
其实严格来讲，八十年代初的国企改革，基本都是大厂吞小厂，而且基本不会大批辞退员工，出现大量下岗潮的情况，而是把新员工纳入自己的体系之内，无非是去了新单位，要重新定级定工资，一些水平不行的降级降工资而已。
但这种吞并对中高层领导来说，那就不好过了，因为权力小了太多，福利更是少了一大截。
这就好比当年赤壁之战之前，江东大臣都可以投降，但老大不能投降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白了，李厂长之所以对上面的改造计划如此抵触，归根到底还是这种方案对他的个人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削弱。
实在没办法就算了，但凡有一线生机，李厂长还是要挣扎一下的。
仔细一想，李厂长要真是讲原则的好人，他之前能干出那些事儿，能陪着曹志强演戏，生生在最短时间帮曹志强扳倒牛大姐？
一个厂长能干出那种事儿，还给曹志强一个年轻人如此大的权柄，恰恰说明他急了。
但话说回来，恰恰是李厂长的这种急切心理，才给了曹志强一个天大的机会。
要换了其他没危机的单位，曹志强再有才华，也轮不到他来发号施令，不可能在短短时间爬到这个位子上。
就包括那个出版社，哪怕曹志强是找了徐大爷跟王大爷那种关系，实际上不还是要由红光机械厂出面去组建出版社，然后任命曹志强成为一个副社长兼总经理么？…
试想一下，如果红光机械厂没有危机，李厂长不是把曹志强当救命稻草，他怎么可能跟曹志强签署那个堪称是白给的承包合同，又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让曹志强成为出版社的一把手？
别看红光出版社现在都是曹志强说了算，但实际上呢，这个出版社是红光机械厂说了算，而红光机械厂说了算，就等于李厂长说了算。
只是李厂长现在有求于人，所以才给了曹志强那么大的权柄。
因此，这世上没有东西是白来的，尤其是权力。
就这样，各个部门科室轮番介绍了最近的工作情况后，陈家邦就看向曹志强，让曹志强发言。
曹志强这才回过神，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水，这才清了清嗓子道：
“咱出版社内部的具体管理，大家还是要听老陈的，这点我不干涉。
在这里呢，我只重点看两个指标，那就是销量跟收支。
这其中，销量又是重中之重！”
略微一顿，曹志强就问起《江湖行》最近的销量情况，以及《红旗飘飘》这首单曲的销量情况。
听到这个问题，陈家邦似乎早有准备，主动开口道：“社长，您说的这两个产品的销量，我一直盯着。
《红旗飘飘》今天刚上市销售，各方面情况还不清楚，不过就我们派出的观察员的观察，以及李有福李经理在外地的反馈来看，销量应该不会差。
反正京城这边的各大新华书店那边，录音带一上来就被抢购一空，再次出现了排队购买的情况。
不过，由于我们提前把大量录音带发给个体小贩去售卖，销售点很多，备货量也很足，所以新华书店那边的销售情况，不如当初发行《江湖行》时候的火爆。
排队去新华书店购买的，更多是用买书票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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