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2章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听到徐静理的回答后，曹志强这才想起来，之前他确实在等人送杂志过来给他看，只是因为项东方的一系列举动，让曹志强心意慌，把这茬给忘了而已。
想到这里后，曹志强连忙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嗯，进来吧。”
听到这里，徐静理才推门而入，看见了一脸严肃的曹志强。
“社长。”徐静理面带笑容的几步走过来，然后送上手里的白封书，“这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您看一看。”
“嗯。”曹志强一脸淡定的点点头，接过书之后，直接就翻阅起来。
所谓的知己第一期白封书，其实就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预刊，也就是非正式发行的内部版。
简单来说，就是知己杂志的第一期内容，大家已经做好了，但在正式发行之前，还要先拿去送审。
这个送审有很多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叫初审，也就是给总编看一看。
总编看过没问题了，过审了，再送给杂志社副社长看，这叫复审。
副社长那边通过了，再交给社长审核，这叫终审。
这种三级的审查制度，叫做三审责任制，也是曹志强在杂志社内部指定的政策。
顺便说一句，知己杂志社，虽然是有独立执照跟独立招牌的独立单位，但因为情况特殊，办公地点跟红光出版社是在一起的，而知己杂志社的人员，同时也兼任红光出版社的员工。
这种一人身兼两个单位职位的情况，在这时期很普遍。
因此，曹志强既是红光出版社的社长，也是知己杂志社的社长。
同理，陈家邦既是红光出版社的副社长，也是知己杂志是的副社长。
以此类推，余德利也同时兼任红光出版社跟知己杂志社的总编。
在这个时期，虽然出版社跟杂志社这种单位管理的很严，一般人办不了，可一旦能办下来，其对刊物的内部审核是相当宽松的。
换言之，在整个八十年代初，出版社也好，杂志社也罢，出书出刊物的审核工作，都是出版单位自己去自查自纠，上面根本没人细查。
上面不是没有单位能审，比如出版局就有权审核辖区各个出版单位的出版审核问题。
只不过出版局此时人少庙小权力弱，根本没有那个精力跟人手去一一审核下边的出版社跟杂志社。
原因就在于，很多出版社跟杂志社，都是其他各个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比如文化局下属单位，公安局下属单位，妇联下属单位等等等等。
这些出版社的上级经办单位，哪一个的实力都不小，哪一个都不怕出版局这种管理单位。
这就是所谓经办单位跟管理单位的不协调。
出版局开始牛逼起来，那还得是1987年以后。
那一年，出版局从文化部的下属单位中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可以跟文化部平级的新闻出版署，还明确了出版署极其附属版权局的权力。
从那之后，出版署极其遍布各地的出版局，成了一个中央直属体系，才算有了点底气跟权力，脱离了地方正抚机构的制约，能正经管一管下面的出版社跟杂志社了。
也正是在1987年之后，确切的说是1990年之后，权力越来越大的出版署开始重拳出击，大力清理各地非法跟违规刊物，严格了审查制度，终于让国内风气为之一清，不再乱七八糟了。
同样是从那之后，出版局这种管理单位，成了真正的大佬，各个出版单位的经办单位，已经无法制约出版局这种单位了。
不过就目前来说，出版局还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跟电影局平级，但权力跟能量却远远不如。
这也就造成了，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很大，稿件能否发表，基本都看各地出版单位自己，出版局说是一个摆设也不为过。
此时所谓没权没势又没钱的冷衙门，就有出版局的一席之地。
当然，话说回来，各个出版单位在发出刊物之后，如果出了事，比如内容涉及银会涩情等情况，被很多人举报，造成恶劣影响的话，有关部门也一样会出手整顿，比如限令整改之类的。
可有意思的是，这种能对具体出版单位进行罚款整顿之类的上级单位，一般都是当地的文化局或者公安局，出版局大都是凑数的。
也就是说，此时国内的刊物出版，审核方面基本都是看出版单位自身，也叫自查自纠。
但出版单位自身呢，此时也都没有一个严格且普遍的自查自纠制度，都是自说自话，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或者叫规章制度。
比如此时一个出版社的所谓稿件审核，一般都是总编拍板后，就可以直接发行，没有什么二审三审的。
后世出版单位普遍实行的三审责任制，这时期根本就没影子。
甚至很多出版社跟杂志社的社长，都压根不管图书杂志的具体出版工作，责任基本都压在总编身上。
所谓的总编负责制，才是这时期的主流。
这样做的好处是，内容审核更宽松，创作更自由，坏处就是太过宽松，太过自由。
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业的审核环境，那是相当的宽松，出了好多“批判文学”跟“伤痕文学”，根源就在于审核制度的特别宽松上。
曹志强决定出杂志后，不但定了杂志出版的基调，也就是所谓的震惊体，但同时也定了另外一个基调，就是双重三审责任制。
也就是说，以后杂志社要出杂志，里面收的稿件一定要经过责任编辑、副总编跟总编的三重严查，通过了之后，才可以编入杂志。
等这一期的杂志内容全部编辑好之后，还要再经过总编先整体审查一边，确定没有问题了，再送给副社长审查一遍，副社长确定没问题了，再送给社长审查一遍。
社长通过了，才可以正式发行。
这就是双重三审责任制，或者叫六审制。
当然了，由于曹志强本身事务繁忙，而且他目前对知己杂志也不太上心，更多是提前占坑，以及让余德利带来的那批人有点正事儿干而已，别整天尸位素餐。
所以实际上，到了副社长陈家邦那里，基本就是终审，曹志强这个审核一般就是走走过场。
换言之，只要陈家邦审核通过的，基本就没啥大问题了。
毕竟陈家邦做了近二十年的厂长秘书，还是从六十年代过来的，经验极其丰富。
他不光待人接物方面很有经验，就连审核稿件方面，他也是很有经验。
也是，要是没有经验，他也当不了近二十年的厂长秘书。
所以只要跟陈家邦说好，让他从严审核，那就没问题。
曹志强对陈家邦的要求很简单，宁可作品无聊，宁可销量不好，也不能内容敏感。
反正曹志强目前真正赚钱的拳头产品是自己的图书跟自己的唱片，至于杂志嘛，先把刊号坑位占住，是否畅销赚钱，已经不重要了。
哪怕知己这个刊物销量不好不赚钱，也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能自己发声的传媒渠道，未来的力量不可小视。
而且等曹志强赚够了快钱，或者其他产业陆续发展起来，自然有办法让不赚钱的刊物畅销起来。
更何况，有了曹志强之前说的震惊体秘诀，知己杂志的发行，也未必不行。
可惜之前呢，曹志强从没关注过知己杂志的情况，所以也不知道第一版的内容是啥。
因此现在他来终审，其实跟看新杂志没啥区别。
这一看不要紧，大概看过里面的标题跟内容后，立刻就笑了。
因为曹志强发现，里面的标题确实很听话，都搞的很震惊。
比如——《震惊，西游记竟然是一场惊天骗局！》
又比如——《潘金莲的机智人生》
还比如——《封神演义的教训，手握一把好牌的通天教主，是如何走向失败的。》
好吧，看到这些标题，曹志强大概就知道内容是啥了，无非就是对古代名著的新解读。
之所以有这些内容，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一个，曹志强的内部审核太严格了，所以紧跟时政的内容，大部分都被砍掉了。
相反，用新奇的角度解说古代名著，风险就小了很多。
这其实跟后世头条里重新解读金庸小说之类的文章差不多，一样有很多人看。
其次一个，那就是知己杂志的筹备时间太短了，而且名不见经传，收不到多少像样的来稿，所以很多稿子都是余德利那票手下自己用小号笔名写的。
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多杂志社新成立，缺乏稿件的时候，大都是编辑自己动手写文章，这叫冲量文章。
一般情况下，这种冲量文章，都是直接扒个国外皮，整个国内某个故事的内容，搞出一个国外见闻之类的，既容易，还吸引人。
但曹志强不许大家这么做，因为这种明显的香蕉套路，后世都臭了行市，曹志强可不想自己的杂志有这种污点。
曹志强可以接受自己的杂志销量不好，也能接受震惊体，但绝对不能接受自己的杂志被打成公知体。
开玩笑，知己杂志是曹志强创办的，别人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基本跟曹志强无关，只会强行捆绑。
所以知己杂志的名声，就等于曹志强的名声，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然而，就因为曹志强条件苛刻，大家都不能过于胡编乱造，那就只能搞解读体了。
简而言之，就是对四大名著等耳熟能详的古代著作，对其某个人物进行重新解读。
比如把封神演义里的反派截教，重新解读成一个互爱互助却命运悲惨的好门派，把大反派通天教主，重新解读成一个志向高远却情商不足的老实人。
又比如把荡妇的代名词潘金莲，解读成一个命运不由己的古代女人的机智反抗。
反正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总能玩出点花来，这在后世早就烂大街了。
可在这个时代，这种别具一格却又逻辑自洽的解读，还是很新奇的。
尤其现在正好是革新开放的时代，这种解读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偏偏文章中的解读，全都是针对古代名著，你只能说这是文学探讨，不能说别的。
这就规避了所有问题。
有些人如果把这里面的解读，进行自己的深层理解，也能有那么点借古讽今的意思，契合了现在人喜欢谈论国家大事的心态。
还有一些人，在看到这些新解读后，很有可能会耳目一新，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然后就拿去跟人去吹牛逼，如果能把人唬住，那就会相当开心，从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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