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御前奏对 三次御前奏对
“什么？陛下竟是为这件小事召见的我，实在是惶恐……区区一篇论文，我只是为了进修顺利毕业，随便写的。”
鲁路修听说了威廉皇帝的召见来意后，也是难得有些局促。
他之前已经被皇帝召见奏对过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本来并不会太紧张，只是今天的理由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皇帝不信地轻声哂笑：“随便写的？好，就算是随便写的，你还没回答另一个问题：这次来威廉港三天，就为了参加战列舰的入役仪式？是希佩尔邀请你来的？”
鲁路修：“我之前因为海陆军联合作战，与希佩尔将军也有过多次联络。不过这次参加入役仪式，更多是执行上司的命令——是第6集团军司令、鲁普雷希特殿下让我有时间的话代表他来看一下，毕竟‘巴里亚号’战列舰是以他的王国命名的。
当然，我作为前线将领，还是少数直面过敌军装甲部队的将领之一，对于一些新武器的使用比较有经验，有些反馈意见也趁着这次会晤，跟克虏伯、DWM这些供应商的技术负责人聊了聊。”
皇帝这才想起这档子事儿，这是完全解释得通的，合情合理。
既然是代表巴里亚王室来，干涉武器研发的事儿只是顺口聊到，皇帝也懒得去想他越不越权了。
至于鲁路修那些人私下里在东线开大铁矿搞炼钢厂、从克虏伯那里隐秘拿新铁场股权，这些事情皇帝也暂时没头绪去查了。
战争时期，前线的战利品收益是查不清楚的。
威廉皇帝把话题拉回正事儿，追问起论文：“你那篇论文的开题导言，写到未来随着平民政治的国家越来越多，战争的不可预测性会越来越强。所以一个合格的参谋部，应该在和平年代不分亲疏、不论当前的外交关系，制定针对一切邻国和假想敌的作战计划。
这一点深得朕心，要是1914年7月的时候，总参谋部能够拿出一份单单针对露沙的作战计划、同时又拿出一份用最少兵力守住西线、以备不测的备案，国家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
鲁路修这才知道，皇帝究竟是被哪段论点打动了，当下也不卑不亢地又附和、并深入解说了几句。
皇帝一抬手：“这些不用解释，不过朕想知道，你说这些观点并不是你原创，而是在复古、这才是真正继承克劳塞维茨和赫尔穆特.毛奇参谋长的思想神髓，你这么说有依据么？你的论文还没写完，朕要看翔实的论据，而不是空喊口号。”
威廉皇帝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因为他是真心想要求证：
这个鲁路修到底是阿谀谄媚之人、为了迎合上意而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又毫无根据地托古。还是说这番道理，真的是完全符合前人智慧的。
如果鲁路修找不出真凭实据，那就说明他就是谄谀之臣。
眼下的情况，有点像是欧阳修问苏轼“你考卷里写的‘皋陶三杀尧三宥’典故到底哪看来的？”苏轼却回答老子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但两者又不完全一样。
苏轼那样回答能被认为有急智，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迎合上意。
鲁路修却不能有这种急智，因为他说的话正是威廉皇帝爱听的。
好在鲁路修也确实不是空口白话的，他立刻很有把握地侃侃而谈：“伟大的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既然是政治的延续，和平年代军事部门当然要不偏不倚地做好与一切邻国和假想敌作战的计划。
所以这才是真正继承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而施里芬那种自行决定谁才是假想敌、谁不是假想敌的行为才是误国。他区区一个军人，有什么资格揣测谁才是假想敌？那是政治家才有的权力！他自己做这个判断，就是一种军人干政。”
鲁路修也知道，皇帝当年很欣赏施里芬，至少在和平年代、在以布法为假想敌慢慢准备军备的年代，皇帝很欣赏施里芬。因为施里芬当年设想的假想敌，和皇帝设想的假想敌是一致的。
只是后来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是个不可提前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外交的演变，导致真正的敌人和一开始预想的假想敌不一样了，这才手忙脚乱惹大祸。
但鲁路修面对皇帝丝毫不怂，他明知当年两人对假想敌的设想一致，他还是要点出这其中的关键：就算一致也不行！作为军人，哪怕揣测得跟皇帝一致，那也是一种干政！
这顶大帽子死死往下扣，鲁路修就是要把施里芬那个指望迎合上意的投机分子彻底搞臭。这一点不容回避，鲁路修将来论文里也会这么写，这是已经定好了的。所以哪怕现在皇帝当面提前问，他也得这么回答。
如果现在顾忌到皇帝的面子，说话软一点，将来写论文时才坚持，那反而容易被人当成两面派。
而现在这样当面硬顶，就算惹得皇帝暂时下不来台，皇帝还会觉得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直臣，哪怕不讨喜，至少刚正不阿。
威廉皇帝果然被说得有些难以接受，但真讲道理他又无法反驳。尤其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告诉他、当年施里芬那种“皇帝让他干什么他就只干什么”的行为，原来也是干政，这不由让皇帝多了一两分推卸责任的轻松感。
对啊，作为大臣，皇帝让你干什么，你干好了，这确实没错。但皇帝没让你干的事情、只要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你就能不干了吗？皇帝又不是什么都懂，这个具体领域内，负责的大臣才是第一责任人，你自己不该知道什么事情皇帝虽然没交办、但是也重要吗？
只用心干皇帝交办的事情、其他没交代的就糊弄，这不就是干政、懒政、不作为、选择性作为……
一堆帽子扣下去，施里芬的死后名声在皇帝心里又臭了一两分。
鲁路修见皇帝虽然脸色难看，但也确实在反思，便又趁热打铁，推销起当年赫尔穆特.毛奇总参谋长的好处来：
“当年赫尔穆特.毛奇元帅执掌参谋部的时候，就有过一份方案，认为西线战线短，未来战争形态火力密度提升，西线更利于防守一方。东线战线长，适合打运动围歼战。虽然露沙国土广大不可能直接征服，拿破仑也做不到，但通过一系列运动战、歼灭战消灭敌有生力量后，或许可以利用露沙的国内压力，逼迫他们以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条件停战。
而我们今天在东线实践的这一切，其实正是当年赫尔穆特.毛奇元帅这一想法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老元帅当年更丰富的逼迫敌人求和或崩溃的筹码。 当年老元帅那个年代，没想到过露沙的普通人民会对沙皇如此不满，内部暗潮涌动。但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就可以用让沙皇集中力量对付内部的办法，更容易地逼他们求和。
所以，臣说的每一句论点，都是在真正吸取和改良古人的智慧，并没有丝毫的原创，实在没什么值得嘉奖的。”
最后这句话就纯属场面谦虚，也是表明态度，说明鲁路修绝没有迎合皇帝，他只是在追求他自以为的客观真理。
威廉皇帝当年和赫尔穆特.毛奇的关系是不太好的，1888年威廉刚登基的时候，就把赫尔穆特.毛奇赶下去了，让他退休，而毛奇实际上要到91年才过世，也就是赋闲后三年才过世。
皇帝当年就是对毛奇的“西守东攻”不满意，觉得施里芬的“西攻东守”更好用，过去十几年里也一直在为西攻东守做筹备，谁知最后打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多年的准备都准备错方向了。
被鲁路修这般言辞激烈地直言争辩，威廉皇帝对赫尔穆特.毛奇的印象才略有改观。
当然，鲁路修说这些肯定不是为了帮一个已经死了25年的古人正名，这只是他的第一步。
而只要重新正名了，将来他和戈尔茨元帅，乃至鲁普雷希特公爵，就可以潜移默化地以“伟大的初代参谋长毛奇元帅思想的正统衣钵继承人”的身份出现了。
而之前在总参谋部是没有这个派系的，因为毛奇名义上一直被人尊重、只是他的学说没有被真正落实。施里芬就一直以毛奇的继承者自居，但实际上只是打着毛奇的旗帜，走他施里芬自己的路子。
鲁路修就是要指出：施里芬并没有真正继承毛奇，他是异端，自己才是正统继承者。
如果用汉语里的政治术语，鲁路修这种行为就叫“绍述”。
威廉皇帝听后，回想起过去两年的曲折顿挫，也不由很是感慨：
“前人又何尝能想到，对于一个近两亿人的庞大帝国，也有可能因为前线军队被歼灭，就内部不稳。当年拿破仑把露沙人打得那么惨，露沙的平民都没起来反对他们的沙皇。”
威廉皇帝显然已经看到了古今最大的区别：拿破仑时代的露沙平民，和今天的露沙平民，忍受沙皇横征暴敛和无能瞎指挥的耐性，已经大不相同了。
要是威廉能早十年八年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不定就不会以布、法为假想敌，觉得布法相对更好欺负了。
这一刻，威廉内心是真心地深深悔恨。
太低估人民的反抗潜力了呀，一说起露沙，就对标这个民族在拿破仑时期反抗外部征服的决心。
而针对皇帝的这一感慨，鲁路修也恰到好处地补充自己的意见：
“陛下，您在这一点上确实有错，但我们整个西方世界，过去都太轻视人民的力量了，包括当年拿破仑刚刚崛起的时候，欧陆各国也都太轻视法兰克人了。
因为在我们欧陆，自古太缺乏人民起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和教训，大多数国家的灭亡，都是来自外力攻伐。如果我们多看看东方的历史，就知道，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是很常见的。
东方人在很长的时间内，把他们的已知世界一统天下了。除了后期少数几个朝代、灭亡于游牧南侵的外力，他们在两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亡于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
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容易忽视人民的力量。您刚才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古代东方的一位圣贤，他名叫诸葛亮，说过一番很经典的弱者夺回天下的方法论述，名叫《隆中对》……”
“……我认为，隆中对里最精髓的两点，在于首先要取得自己的基本盘，然后经营好，外和诸邦、内修政理。而第二点，就是‘待天下有变’，才能分路北伐。
而真正的核心就是‘待天下有变’，弱者面对强者，靠发展不一定能发展得过去，如果急于求成，往往损失更大，多年积累也会付之东流。
但是，内部稳定的一方、或是掌握了正统性的一方、或是掌握大义名分的一方，他们可以等。诸葛亮那个时代，如果不是他的君主等不及了，或者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如果纯理性计算的话，其实可以等到强敌两次内部篡夺、改朝换代的契机。
如果能够一直稳住，平时发展好自己，利用己方内部不会改朝换代、而敌人每次改朝换代就趁乱过去咬下一大块肉，久而久之还是有希望的。
帝国的参谋部，之前在计算敌人强弱的时候，恰恰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他们从没有把敌人内部压力改朝换代的风险算进去，总想着完全靠战场上击败和征服敌人。
如果我们对付露沙也能用上《隆中对》的思想，不求速成，平时只做好自己，待天下有变，待敌人内部乱局爆发，露沙每乱一次我们过去割一大块肉，又保住自己不乱，这才有机会！
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自己不能乱，如果用民过重，征兵过重，人民经历饥寒，那敌人内部会变，我们也得尊重自然规律。
东方的《孙子兵法》说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也是待天下有变的一种思路，打不过的敌人，就要做好自己，确保自己不乱，然后等敌人乱。如果忽视了这两个问题，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威廉皇帝被鲁路修一番东西合璧的论证说得云里雾里，一时都听不明白那么多翻译腔的术语。
但直觉告诉他，鲁路修说的这番东西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帝国之前真的是太轻视人民对内部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