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
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
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
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
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
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
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
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
[33]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
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
之障碍？
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
，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
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
？
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
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
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
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
[34]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
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
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
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
……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
……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
不知怎的做事。
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
[35]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
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
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
[36]徐总兵应即徐达。
[37]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
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
？
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
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
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
得以尽窥明军内情。
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
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
[38]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
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
[39]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
以此回还。
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
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
’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
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
’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
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40]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yao以抗倭。
[42]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yao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
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
……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
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
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
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
如今大军又征进。
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
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
[44]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
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
倒并非虚言。
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
……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
耽罗平。
……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
……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
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
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
[46]《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
——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两者正相反。
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或全同《实录》。
[51]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
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
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
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