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坦的异类 茨坦的异类
进入波茨坦军事学院的第一周，鲁路修除了跟其他在校生社交沟通以外，就没什么值得赘述的事情了。
为了严明军纪，军官们进入波茨坦进修的第一周，也没有安排任何文化课程，就是纯粹的纪律和技战术操练。哪怕这些军官都几乎不可能再亲自扛枪冲锋了，这种短暂的“下马威”也还是不能省略的，类似于后世那些“师长下基层”的体验。
鲁路修也没搞特殊化，好在总共就一周，忍忍就过去了。
他的体格经过过去一年半的军旅生涯磨练，也没刚开始那么虚了。负重跑个五公里还是能跑完的，引体向上也能勉强拉起来几个了，俯卧撑能做五十个以上。
虽然跟严格科班训练出身的同龄军官没法比，但也已经超越社会上的普通人了。何况这种进修班的体能考核要求都降得比较低，都是为35~40岁学员的体力状态量身定制的。
鲁路修真实年龄才24岁（对外虚报26岁），占了年轻的便宜，过关自然是轻轻松松。
第一周的打磨结束后。
第二周的星期一、1月17日这天，鲁路修终于迎来了第一堂正式的进修选题课。在这一周之内，他必须完成课题的初步选题，找好自己未来两个半月的研究方向。
波茨坦学院为高级研修班的选题课筹备了非常雄厚的师资力量，有时候甚至会有退役的老元帅来跟学员谈心，了解学员的禀赋和心得，帮助他们选题。
而且参加这次选题课的学员里，只有奥斯瓦尔德.卢茨这一个鲁路修刚认识的熟人，其他都是史不留名的新面孔，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人。
上周刚认识的屈希勒尔、魏克斯和赖歇瑙，都不用参加这次的选题课，因为他们都已经分别入学五个月和三个月，早就选完课题了。在波茨坦，很多同期生并不是严格同时入学的，会错开几个月，这在战争时期也是没办法的。
海因茨.古德里安倒是作为打杂人员，依然要全程鞍前马后陪同。
“嘿，海因茨，今天的选题教授是什么人？都快开课了，总能透露一下了吧。”
17号这天一早，鲁路修和奥斯瓦尔德.卢茨来到教室，看古德里安已经提前过来布置好讲座了，鲁路修便随口打探。
古德里安左右看了一眼，见还没有外人到场，他也就低声提前透露：“今天来的可是重磅元老，早在1908年就担任过校长的戈尔茨元帅！
他可是奥斯曼陆军之父，早在上个世纪末就作为总顾问帮奥斯曼人重建了新式军队，去年被奥斯曼人借调过去，在巴格达主持中东战线的防务，最近才刚刚回国养病。”
鲁路修对这位戈尔茨元帅的履历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人历史书上名声不怎么大，而且太老了。
鲁路修去东线跟奥斯曼人合作时，都是跟伊斯坦布尔周边防区的将领打交道的，包括冯.赞德尔斯大将和奥斯曼本国的凯默尔。
不过跟鲁路修一起来的奥斯瓦尔德.卢茨倒是对军方高层很熟悉，当下又私下里跟鲁路修介绍了一下情况。
鲁路修这才得知，退休老校长的全名叫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竟然是1843年生人——也就是说，他的年纪竟比巴里亚的利奥波德老元帅还要老（1846），也比马肯森元帅更老（1849），今年都已经74岁了。
其实，地球位面的戈尔茨元帅，就是因为年老体衰，最终在1916年夏天回到波斯湾前线、部署扑灭布国人扇动的阿人叛乱时，因为感染伤寒病逝了。这也导致地球上那位布国“搅屎棍劳伦斯”最终搅屎成功，在中东掀起了大乱。
毕竟都74岁的老头了，没法违背年老体虚的自然规律。这次回来，也是临时兴起，回八年前就当过校长的学校看看。
而说到军事学术的观点和路线，按卢茨的介绍，这位戈尔茨元帅当年在总参谋部内就是异类，他以针锋相对反对施里芬而著称——也就是那位1913年就死了的、制定了“施里芬计划”的那个施里芬。
施里芬死后才由小毛奇接替他担任总参谋长，并主持了世界大战刚开始阶段的军事行动，后来小毛奇执行不力，就被威廉皇帝拿掉了。
而戈尔茨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施里芬计划”的，他认为施里芬的计划在新时代的后勤压力下难以落实，而且过于孤注一掷、没有考虑国际环境的千变万化。
但当年施里芬的势力如日中天，其他将帅也都抱施里芬的大腿，这才导致1908年的时候戈尔茨被排挤成边缘派系、以元帅之尊被踢到波茨坦军事学院当校长，其实就是想让他派系斗争失败退休罢了。
……
卢茨帮鲁鲁修科普扫盲这些往事的同时，其他学员也陆续来了。
卢茨也只好进一步压低音量悄悄说，刚说完这一切。一名老元帅、已退休的老校长，科尔马.冯.戈尔茨元帅就出现在了门口（如下图）。
打杂的古德里安连忙喊大家起立行礼，鲁路修等人也都“啪”地立正，敬了一个礼。
戈尔茨元帅步履沉稳地缓缓踱到讲台上，横扫了一眼众学员：
“听说你们这一期里，有一个鲁路修.冯.亨特，在吗？”
“报告元帅！第6集团军参谋长鲁路修.冯.亨特准将，向您报到！”鲁路修立刻从课桌后方侧步出列，又敬了一个礼。
戈尔茨元帅点了点头，看着其他一堆都只是少校到上校的学员，对他这个唯一的准将说道：
“希望你的战略学眼光能和你在东线的战术创新一样犀利，否则，我一样有可能让你毕不了业！年轻人绝不可以因为立功就傲慢。”
“是！元帅！”鲁路修态度很好。
“都坐下吧。”戈尔茨元帅随手一挥，然后一时兴起，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
“论施里芬计划的得失。”
写完后，他才把粉笔一丢，随口喃喃自语：“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半了，帝国现在的局势虽然还行，但中间也遭受过不少挫折。
相信所有人都知道，帝国遭受的第一个决定性挫折，就是施里芬计划没能实现、没有在开战的最初两三个月内消灭法兰克人，这才导致了战争转入持久战、消耗战。
既然你们都要涉猎战略学，不管最后是否选这方面的课题，今天都可以谈谈，你们自己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战略教训。”
戈尔茨元帅的这番话，立刻让不少学员心中忐忑，要不是德玛尼亚军官军纪严明，怕是立刻就要窃窃私语起来。
尤其是这里面不少学员，都是知道参谋部内当年的派系斗争的，知道这位戈尔茨元帅和施里芬总参谋长不对付、这才被施里芬总参谋长发配来军校架空了。
在戈尔茨元帅面前，要不要说施里芬的坏话、说他的计划有问题呢？那样或许更容易毕业，但戈尔茨元帅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他在军校已经退休了，是名誉上临时请回来的。如果今天在这里说了施里芬的坏话，是否有可能导致将来被施里芬那些还活着的门徒打击报复呢？
比如，东线的兴登伯格元帅，抑或是罗登道夫中将。 戈尔茨元帅也看出了大家的忐忑，当即很开明地一挥手：“我让你们畅所欲言，那就可以自行讨论，不要有顾虑。”
得到了许可的众学员们，这才开始纷纷探讨。鲁路修则是冷眼旁观不出一言，他毕竟穿越前看了那么多军事史和战略分析，这些讨论根本没必要参加。
不一会儿，有几个从东线中段和北段战线回来的军官，一看就都是兴登伯格和罗登道夫的集团军群的人，开始申请发言。
戈尔茨元帅许可了，那几人就先后说了些大同小异的观点：
“我认为，施里芬总参谋长留下的计划是好的，但是执行层面落实不到位，战争爆发之初，小毛奇参谋长没有当年施里芬的执行力，没有把从卢、比等国迂回进攻法兰克北部的那一击勾拳加强到足够强。
他分兵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防御法兰克人的进攻，分散了有限的兵力。导致帝国在比利金沿途被拖延了太久，最终后劲不足，在马恩河畔功亏一篑。”
这个观点，在后世随便一个中学生眼里，都是老生常谈了，一谈起一战，都说施里芬计划是好的、是执行时出了问题，没做到位。
不过在1916年，在战争还没打完的情况下，这种观点还算是有点新颖、有一丁点真知灼见了。
下面的人或许还没想到这么深，但总参谋部层面早就想过了，连皇帝也认可这种说法。
所以才会有1914年底、施里芬计划失败后，总参谋长小毛奇就因为办事不力被撤换、让法金汉上去当总参谋长。
哪怕是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戈尔茨元帅，也不好公然和这种近乎官方口径的论调唱反调。
戈尔茨元帅听后，果然也没有公然反对，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冷眼看着，沉默不语。
戈尔茨元帅冷漠地扫过众人，最后目光落在鲁路修身上，直接点名了：
“鲁路修.冯.亨特准将！你来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鲁路修已经组织好措辞，这才淡定地站起来侃侃而谈：
“我认为，施里芬计划如果作为一个纯军事层面的计划来评估，它在上个世纪末还是合适的，但是1905年以后，经过扶露战争的经验教训、欧陆各国都升级了战争军备形态。施里芬计划虽然也经过了最后一轮的修修补补，但总体来说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落实了。”
戈尔茨元帅听他措辞这么严谨，并不是一上来就大是大非表态，倒也对他又多了两分信任。
这是一个就事论事、做事沉稳的年轻人，看问题能够对事不对人，不轻易选边站队。
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心性，很不容易。
“说具体一点。”戈尔茨元帅并不流露自己的欣赏，仍然用中立的语气鼓励对方发散思考。
鲁路修整理了一下思路，条分缕析地说：“在1905年战争以前，重机枪等自动火力的运用还没那么普及，当时的战争形态更加拼人数，集中兵力可以带来的优势也更明显。
但1905年战争以后，火力的集中比人力的集中更重要了，这在1914年底的突击营战术出现时，就得到了证明。而火力的集中程度，更看后勤压力的承载极限。以德法比边境的交通运输后勤承载极限、沿途铁路的运力，在新式交战形态下，根本不可能让5个集团军沿着同一条铁路推进。
所以施里芬计划如果是用来指导一场1905年以前的战争，那么其局部战场堆人数的思路还有可能获得决定性优势。但很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一直到1905年修修补补了十几年，战争也没爆发。直到又过了九年，战争才爆发，而施里芬晚年的很多修订，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鲁路修这番话，对军事有点深入认识、至少能玩通《钢铁雄心》和其他P社系列游戏的资深达人，肯定都能理解。
说白了就是道路的补给运力是有承载极限的，沿着同一条补给路线堆迭过多部队，堆迭惩罚太严重，每支部队的作战效率都被极大压低了。
在没有重机枪的时代，堆人数有意义，因为人数就等于火力密度，而且单兵需要的后勤武器弹药运力比较少。再往后，铁路运力条件就撑不住这个集结规模了。
不是小毛奇不想执行计划，是客观条件不允许。
只不过，历史上德玛尼亚人战败之后，总参谋部体系需要把锅甩出去，他们不希望战败的责任由军方中的大多数人一起承担，那就只能尽量往“计划是好的，有个别人没有执行到位”上甩锅，那样背锅的人就能少很多，只要牺牲小毛奇一个，其他人都能摘干净。
而偏偏他们的敌人也不希望他们真正反思，就希望他们觉得施里芬计划下次还能用.所以布国的一些战忽军事理论家、尤其是一个叫利德.哈特的家伙，也在战间期鼓吹“施里芬计划是好的，是执行层出了问题”。
兴登伯格和罗登道夫这些家伙一看敌人都帮他们背书了，立刻把利德.哈特的著作捧到很高的学术地位，拿给国内的人看：你们看，连敌人都认可施里芬计划了，是我们内部某些扯后腿的人才导致战争输了……
但此时此刻，鲁路修的观点显然和目前主流的甩锅派不太一样，鲁路修显然认为锅不是已经下去的小毛奇一个人的。
这种说法，偏偏还非常中肯、分析得非常细致，终于激起了戈尔茨元帅的郑重对待。
“所以，你认为施里芬计划本身也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计划刚制定时就存在的？是因为计划制定的年代，和最后战争实际爆发的年代出现了错配，而计划的修订不够与时俱进导致的？”
戈尔茨元帅还措辞很慎重地总结了鲁路修的观点。
“也可以这么简化理解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陋看法。”
戈尔茨元帅终于忍不住暗暗点头，随后又敏锐地抓住鲁路修前面发言里的一个细节，继续往深入追问：
“但我记得，你刚才一开始说的是‘施里芬计划如果作为一个纯军事层面的计划来评估，它在上个世纪末还是合适的’，从这句话拆分，导致它不合适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吧？
一个是时间上不合适，1905年以后就越来越不合适。另一个应该是军事因素范畴以外的不合适，因为你加了‘作为一个纯军事层面的计划来评估’这一限定语。”
鲁路修闻言也不由笑了，姜不愧还是老的辣，戈尔茨元帅听话时听得非常仔细，这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施里芬计划从纯军事角度看，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还有可取之处。但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看，那简直就是一个烂尾楼，最多算毛坯房，都没完工就要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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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两章犹豫了很久，还是要阐明一些外交和政治理论，觉得枯燥的后面可以稍微跳一跳，或者我写简短一些。但这些剧情后面都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