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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教授先是习惯性的想反驳，表示西方世界对东方并没有成见。
但他稍微琢磨了一下，再想了想面前这人的身份，又觉得狡辩毫无意义。
“这成见放不下。但单纯的以语言结构来概括东西方世界的差异，显得有点偏颇了。”
陈锋摇头，“当然不能只说语言结构，不过东西方学者关于两种思维模式的文明差异解析已经写得很多，讲得很透彻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一切现状都不能脱离历史孤立的下结论。”
“不否认近几百年来东方的落后。但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场景，如果东方不曾落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东西方就保持高度信息互通。你觉得现在的世界会是怎样？”
牛津教授想了许久，觉得想象不出来。
当然也可能是他不想答。
陈锋笑了笑，“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更‘虚伪’的答案。我们甚至可以再去做一个问卷调查，我相信，80%以上的汉语母语者都会选同一个答案。如果东方不曾落后，世界会更好，和平也将不再是幻想，说不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已成真，人类现在已经很认真的琢磨着火星殖民的事了。”
牛津教授：“那是你们在美化自己的人性。你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已。”
陈锋摊手：“我先前与您分析了汉语和英语的快慢思维结构的差异化。你难道没意识到，具备快速思维的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很难被别人塑造吗？我承认所有国家里主要流通的信息都有一定被系统化加工的性质。”
“但快结构母语者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每天获取到的信息面更大。实施信息加工的人的立场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哪怕我们接收到的依然是被加工的信息，但其加工方向是多元化且辨证的。”
“在汉语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势力可以精准的塑造汉语母语者的世界观。我们能有现在的民族自信，形成现在这样的世界观，靠的不是谁给我们塑造，而是我们已经传承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以及我们每个人每天更主动的吸收的大量信息。”
“汉语母语者的自信和自律，正源自其从小到大快速吸收的大量多元化信息。中华文明以搞建设而著称，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快就能完成基础知识积累，开始为社会和文明创造财富。”
“我们的普通人的目光也能更脚踏实地的落足于眼前，而不是总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未来。相反，英语母语者明明应该更好的打算未来，现在却完全沉浸在超前消费的陷阱里，究竟是谁的错呢？”
牛津教授表示不服，“如果东方领导世界，一样会有掠夺剥削和压迫。”
陈锋：“掠夺的确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但实施掠夺的人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一个擅长建设的文明，在掠夺他人时想的往往不是竭泽而渔，而是互利共赢。我们肯定也要吃大头，但我们会给被掠夺者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在我们的模式之下，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财富是增值放大，而不是单纯的从A地区被转移到B地区。我们的剥削是良性的剥削，已经不能称之为剥削，而是共赢，又可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
可怜的牛津老教授竟尴尬的发现，自己辩不过眼前这年轻人。
他起初有些恼怒，但心情很快平复。
这种时候，又是陈锋在学术界的江湖地位起到了效果。
别人对他的话容忍度总会更高些。
在补完汉语母语地区的问卷调查报告后，这位牛津教授的项目宣告大获成功。
但他却并不开心，甚至拒绝了陈锋把调查样本进一步放大到一千万人的邀请，带着自己的团队回了国。
陈锋倒也没故意拿腔拿调，很热情的把对方送上飞机，并表示星锋研究院也会成立社科类和经济学类的下属研究机构，再向对方发去了一份十分正式的加盟邀请函，礼节周到，无可挑剔。
回公司后，陈锋一边扫着国际新闻，一边更认真的整理着自己的思路。
虽然他在别人面前嘴很硬，各种吹捧汉语母语，但其实他也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作为文明领袖不能一昧的只看着别人的短处，忽略自身的弊端。
自己考虑问题必须更辨证，更理性。
其实两种语言各有优劣，也都有其诞生的必然性。
无论何种肤色的人种间均无生殖隔离，人类共用一套基因体系，大脑结构也几乎完全一致，却在历史演变中微妙的产生了两大类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
只有一个原因，文明的本能需要。
这本就是人类竞争本能的驱使。
两种快慢程度截然不同的语言结构各有优劣。
在慢思维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往往更比较无知。
因为信息获取速度慢，以及信息获取的时间成本偏高。
但从事学术类工作以及专业工作的英语母语者，可以用更多的累积学习时间弥补学习效率偏低的缺憾，并获得更牢固的知识体系。
慢，则意味着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多时间审慎的思考。
在快思维的社会中，底层人民更容易获得基础的信息，民众的智力开化程度相对更高。
但缺点是如果是非专业人员，快思维的人口的多方面知识架构并不牢固，俗称门门通样样瘟。
因为快节奏的知识体系搭建得太快，根基不够牢固。
汉语母语者学东西要浅尝辄止很容易，但如果要学问大成到无懈可击，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巩固知识体系，慢慢夯实基础。
用量子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记忆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复巩固，才能形成更稳定的规律。
这个重新夯实基础的时间，其实比英语母语者短不了多少，基本一致。
可能有部分天才会表现出个体差异化，但陈锋会从更全面的整体框架考虑问题。
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层面，快思维的专家级学者占比更高。
但在顶级知识分子的层面，快思维结构吃到的效率红利被吐出来了。
目前全球顶级科学家中汉语母语者占比较低，甚至远低于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
对于这种差距，比较外在的说法是国情差别。
因为快思维的主体——中国目前是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并且在追赶的过程中始终需要面对慢思维社会构建的科学封锁线。
在很多领域内的相对落后是客观事实，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
大部分出生在汉语环境中的学者必须先突破封锁线，才能获得真正的顶级知识，快思维的中国比慢思维的欧美多了一重困局。
比较唯心的说法便是陈锋这所谓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论。
快思维的社会结构里普通民众的基层知识更好，但在顶层的阶段，快思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效率衰减。
理论上，如果快思维母语者本身性格比较沉稳，在学习和累积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维者那样一步步夯实基础。
但这又多了个性格沉稳且坚韧的先决条件，因此从比例上讲，慢思维的确容易出中坚层的知识分子，并导致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比例出现差距。
在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上，快思维母语结构的人稍微落后。
原因很复杂，也很多方面，陈锋现在也只能执拗的认为无论何种母语，登顶时代知识终点的难度是一样的。
只是现实世界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最终导致了如此结果，所以他也只能以既辩证又唯心的想法来看待世界。
他认为，最完美与省力的捷径，是将两种语言的环境完美融合到一起，让后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分快慢结构的思维。
这是先天的融合。
在他身边有个最鲜活的案例。
从小就生长在双语环境，母语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学者赖恩。
诚然，赖恩的成功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脱不开干系，但他的存在起码也给陈锋奠定了信心。
同时陈锋也要追求后天的融合。
真正的学问家可以跳出先天母语环境的束缚。
幼时生长在汉语环境，在成长阶段进入英语环境，然后以极强的学习能力熟练掌握英语，并将两种语言的优势汇合到自己一人的脑子里。
这种后天的完美融合可以选出的代表人物更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童第周等人。
陈锋觉得这也不错，起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但或许有人会质疑他，对他的看法表示不服，并讽刺他，“你是不是认为纯汉语环境出不了大学问家？”
陈锋则只能无奈的表示，有，但数量和质量还不够让人满意。
并且全球化的意义就在于融合，你非要退融合，只守住自己的语言，那不是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
每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宝贵思想，每种思想都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多元化的语言是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你偏偏要放弃到手的财富，去推行极端的民族主义？
那当然是不可取的。
世界上的优秀学术论著本就既有中，又有英。
你只看中，不看英？ 那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片面化了。
这样还指望能出大学问家？
这时候杠精们又有话说了。
那为什么不能把所有有价值的英文论文全部翻译成中文？
陈锋则会两手一摊。
就算他能靠这先知先觉甄选出哪些论文具备价值，也能组织出足够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翻译。
但却不能忽略了一点，学习者本身的完美领悟需求。
一种语言的文章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改变的不仅仅是表层的意义，其逻辑内核也必然将在这个转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流失。
只看译文的结果就是，你吸收的东西一定会呈现出部分片面化。
无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一样。
陈锋想打赢千年之后的战争，所以他得追求极致，从现在开始就要探索符合人类大脑结构的完美逻辑运转方式——快慢结合，中西不分。
他要让后人的大脑里方块文字和拼音文字并行，随时随地无缝切换。
然后，当后人的知识水平不断拓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再自行选择接下来的侧重点。
如果部分后人准备从事纯技术工种，则以中文为主。
部分后人准备从事最纯粹的理论研究，则让其思维模式逐渐偏向英文。